宋朝监察体制有效运行的原因

　　宋朝监察官员敢于纠弹与其监察体制的有效运行有关，影响监察体制运行的因素很多，完备的监察体制是前提（宋朝监察体制完备，学界已有很多论述，于此不赘），最根本的还是各方对监察体制能否维护、尊重和尽职。中国古代监察关系的主体有皇帝、监察官员和作为监察对象的各级官员，其中皇帝既是监察体制的设计者、调整者，又是监察事务的裁决者，是监察关系的中枢，其能否维护监察体制最为重要；各级官员虽为监察对象，但其中的宰执大臣位高权重，较监察官员更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，对监察官员有较多的制约手段，他们能否尊重监察体制、是否愿意接受监督，对监察体制的运行也意义重大；而监察官员是监察事务的执行者，其能否尽心履职、勇于纠弹对监察体制运行同样十分重要，而北宋中前期这三个方面都比较突出。

　　宋代君主对监察体制的维护

　　皇帝对监察体制的维护，包括对监察体制及相关制度的坚守和对监察官员的支持、保护等。北宋中前期，对御史、谏官等监察官员的选任有一项重要的制度：御史中丞、侍御史（知杂事）、谏议大夫由皇帝亲擢。而御史、谏官有阙，由台谏长官和皇帝侍从举荐，再由皇帝从中选任，甚至“非中丞、知杂保荐者，毋得除授”（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中华书局1992年版），从而排除了宰执大臣对台谏官的任用权。这一制度非常重要，是监察官员保持独立性的关键，使得御史、谏官对宰执大臣进行纠弹时顾虑较少。北宋中前期的皇帝都坚守该制度，故此时的台谏官对各级官吏都无所不纠。

　　由于监察官员品级较低，人数也不多，却要对上自宰执大臣，下至州县官吏的全部官员队伍进行监察，某种程度上抗衡的是整个强大的官僚体系，故而没有皇帝的支持和保护，监察工作无从开展。北宋中前期的皇帝都注重对监察官员的支持和保护，支持监察官员的纠弹。其中，太宗时太子赵元禧之事尤为突出。太子赵元禧因违反礼仪被御史中丞劾奏后，愤愤不平，向太宗申诉说，“臣天子儿，以犯中丞故被鞫，愿赐宽宥”。太宗不仅未加偏袒，反而告诫元禧：“此朝廷仪制，孰敢违之？朕若有过，臣下尚加纠摘，汝为开封府尹，可不奉法耶？”坚定地支持监察官员的纠弹。又如咸平三年（1000年）的一次群臣朝会，宰相张齐贤醉酒后上朝，冠冕不正，几乎摔倒殿上。御史中丞弹劾其失仪。张齐贤自辩系饮酒御寒至醉，并顿首谢罪。真宗说：“卿为大臣，何以率下？朝廷自有典宪，朕不敢私”，遂免其相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

　　对监察官员的不当纠弹，皇帝虽予以责罚，但事后仍予重用，如韩琦、范仲淹、吕诲、范纯仁等担任监察官时都被贬谪过，但后来都升至宰执大臣。在对监察官员进行贬谪处罚时，对其人身则尽力加以保护，如皇祐初年，因外戚张尧佐任宣徽使之事牵连到宰相文彦博，唐介对文彦博进行弹劾招致仁宗盛怒，“令送御史台劾介”。不过，随后又从轻处罚，“改授介英州别驾”，并遣中使护送至英州，还当面告诫护送者：必须保全唐介，“无令道死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到英宗时，唐介升任御史中丞。

　　欲使监察官员勇于纠弹，其尊严不能失，锐气不能折。北宋中前期的皇帝对监察官员的尊严也注意维护。天圣四年（1026年），监察御史曹修古“尝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，将至朝堂，遇黄门二人行马不避，呵者止之，反为所詈。修古奏：‘前朝称御史台尊则天子尊。故事，三院同行与知杂事同。今黄门侮慢若此，请付所司劾治。’上立命笞二黄门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两黄门辱骂曹修古等御史，经曹修古申诉，皇帝即刻下令杖责，维护了监察官员的尊严和锐气。

　　宰执大臣对监察体制保持尊重

　　宋朝台谏官纠弹的主要对象为宰执大臣，从史料看，台谏官对宰执大臣进行纠弹的事例很多，据统计，仁宗时因台谏官弹劾而被免职的宰相就有12人（贾玉英：《宋代监察制度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）。

　　监察官员对宰执大臣进行纠弹，往往会引起后者的反感，甚至仇视，并进行反击。但北宋中前期的大多数宰执大臣都能尊重监察体制，被台谏官弹劾时，都能正确面对，愿意接受监督，表现出贤相风范。如上文提到的宰相张齐贤被劾失仪，其当时即“顿首谢罪”；一些宰执大臣被纠弹后，认为这是台谏官在履行职责，不应苛责。如上文提及的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，作为被弹劾者的文彦博却说：“台官言事，职也，愿不加罪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并未乘机落井下石，打击报复。

　　又如，治平年间，英宗欲尊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。宰相韩琦、参知政事欧阳修皆支持英宗，而御史中丞彭思永、侍御史知杂事吕诲、侍御史范纯仁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、同知谏院傅尧俞等台谏官主张奉濮安懿王为皇伯。英宗得宰执大臣支持，遂下诏尊濮安懿王为皇考。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因此弹劾宰相韩琦，并与侍御史范纯仁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共同弹劾欧阳修，未果。吕诲等人于是坚决要求辞去御史职务。英宗询问韩琦和欧阳修意见，韩琦回答，“臣等忠邪，唯陛下所知”；欧阳修回答，“臣等有罪则留御史，若以臣等无罪则取旨”。两人都未指责台谏官员，只是向皇帝辩解自己无罪。因此英宗最后决定贬黜台谏官员，但又留有余地，处罚相对较轻（徐松：《宋会要辑稿》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）。

　　台谏官员勇于任事、敢于纠弹

　　宋朝官僚士大夫的构成和秉承的精神与前朝有所不同。宋朝大多数官员都通过科举入仕，主要是中小地主的子弟，据研究，宋朝士大夫在《宋史》中有传的有1953人，其中布衣入仕者占55.12%（陈植锷：《北宋文化史述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）。在参与国家治理活动中，宋朝士大夫不仅形成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主人翁精神，甚至公开发出了天下“非陛下之天下”的呼声。如监察御史方庭实在反对高宗对金朝议和投降的规谏疏中写道：“呜呼！谁为陛下谋此也？天下者，中国之天下，祖宗之天下，群臣、万姓、三军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……何遽欲屈膝于敌乎？陛下纵忍此，其如中国何？其如先王之礼何？其如百姓之心何？”（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）而科举体制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又砥砺了宋朝士大夫的矫世变俗之志，正如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所称：“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，自仲淹倡之”，名臣范仲淹即是宋朝士大夫精神的代表。

　　受这些精神及风气所激荡，宋朝监察官员大多能尽心履职，勇于纠弹，典型者如常同，南宋绍兴初年为御史，“不数月劾罢监司不才者二十有三人，中外耸然”（《皇宋中兴两朝圣政》）。北宋中前期的监察官提出纠弹，若未达目的，往往誓不罢休。如南宋官员王十朋说：“祖宗时台谏论事，或一章不从，至于十余章，而未尝遽已，言苟不行，则继之”（贾玉英：《宋代监察制度》）。上章纠弹大臣，若皇帝不从，宋朝监察官员或提出辞职，或家居待罪，以示抗争。至和初年，御史中丞孙抃等台谏官多次上章弹劾宰相陈执中，仁宗不从，孙抃便“乞解宪职补外”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）。

　　到了北宋后期和南宋，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如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，受到反对变法台谏官的激烈反对，神宗遂任命支持王安石的李定、邓绾等为台谏官，并因此改变祖制，由宰相等官员荐举台谏官：“门下、中书外省官同举言事御史。”此后，该规定基本被沿袭，如徽宗时就允许“宰臣、执政、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”（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），后逐步形成台谏官员由朝廷除授的制度，朝廷则主要指皇帝和宰执大臣。宰执大臣从此有权参与对御史、谏官的任用和升降，这一变化使得监察官员与宰执大臣易形成从属关系，也使得监察官员对宰执大臣的纠弹具有巨大的风险和压力，从而减少对宰执大臣的监察，甚至有时还成为宰执大臣打击政敌、操控政局的工具。徽宗时及南宋，有蔡京、秦桧、韩侂胄、史弥远、贾似道等权臣当政，皇帝对权臣们都非常倚重，对监察官员的保护也不如从前，这些对监察体制的运行自然有一定的消极影响。然而，由于北宋中前期监察体制有效运行，并形成风气，对北宋后期及南宋仍有较大影响。徽宗以后，虽有奸臣当道，权臣擅政，但蔡京、贾似道虽为不可一世的权臣，但最终因台谏官的弹劾而被贬逐。由此可见，徽宗以后及南宋，监察体制较大程度上仍在有效运行。（作者：吕志兴，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；赵涛，系博士研究生）